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状况十分严峻，财政几乎陷入崩溃，外债累累，甚至连兵工厂都面临停工的风险。然而，在这样的困境下，德国不仅向中国提供了枪支、炮弹，还专门派遣将军来传授战术，帮助建立兵工厂。面对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合作，德国到底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答案不在“同情中国”或“反对日本”，而是德国背后精心策划的三重战略：掏矿、牵制日本、练兵。
这一系列的策略让中国成为了德国的实验室、市场以及前线，而德国则悄然在亚洲布局，逐步部署自己的战略棋子。
1930年代初，德国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艰难恢复，希特勒刚刚上台，德国的“国防军”逐渐变身为“第三帝国的钢铁军团”，军备快速扩张，但却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问题——资源匮乏。尤其是钨，这种金属被誉为“工业的牙齿”，是制造高强度钢材、炮弹、穿甲弹的关键材料，没有它，就无法生产重型坦克和高爆炮弹。而全球钨矿的储量中，约有70%集中在中国，尤其是湖南、江西、云南等地。
展开剩余78%德国对这块矿产资源垂涎已久，于是他们一边喊着“要独立自强”，一边悄悄盯上了中国的钨矿资源。
1934年，德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德易货合同》，根据协议，中国提供钨、锑、锡等矿石，德国则提供步枪、炮弹、坦克、军事教官，甚至帮助中国建立兵工厂。双方通过“货换货”的方式绕过了外汇问题，钨砂的出口与德国的军火需求紧密挂钩。按照合同，每一吨钨砂，换取一定数量的毛瑟步枪或炮弹，这种合作形式既避免了金融风险，又满足了德国“边造军火边抢原料”的双重需求。尤其是钨矿，在1934到1937年之间，中国每年向德国出口的钨砂超过3000吨，稳居德国军工原料供应榜的首位。
与此同时，中国巨大的军火需求也吸引了德国的关注。全国各地的军阀部队、庞大的常备军以及海量的弹药需求，对德国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外贸市场。尽管国民政府财政困窘，德国却依然持续向中国供应军火，这种“钨砂支撑的军火交易”正是中国和德国之间特殊关系的核心。
德国为何敢如此大方地支持中国，完全不担心激怒日本呢？其实，德国并不怕日本，甚至可以说，这正是德国精心设计的“远东平衡术”。1930年代，德国的核心战略是对抗苏联，国内宣扬“反共是首要任务”。然而，在远东，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反共的重要力量却处于对立状态。德国既不想得罪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又希望从中谋取最大利益。
因此，德国的策略是：不偏向任何一方，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直到1935年之前，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扶植中国，派遣顾问团帮助训练中国军队，协助建立防线，试图将中国打造成对抗苏联的反共堡垒。与此同时，日本却逐渐对德国的举动产生不满。德国随即解释称，这是“技术交流”，并非军事结盟，但实际上，德国确实把中国作为牵制日本的一个重要棋子。因为一旦中国崩溃，日本吞并中国，苏联的远东边界将暴露，德国在两端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德国希望中国既不要倒下，也不能太强，既能抵抗日本，却又不至于主导远东局势。
然而，在1936年《德日防共协定》签订后，德国开始陷入两难局面：既要保护中国不至于崩溃，又不得不顾及与日本的新盟约。到1938年，随着德国承认“满洲国”，中德关系迅速恶化，顾问团撤离，合作也随之中断。德国并非因为迷糊，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拉拢日本抗苏”更为直接。因此，德国在支持中国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出于“帮助朋友”的情谊，而是出于深刻的战略考虑。
除了资源和战略利益，德国的第三个算盘是将中国当做“军火实验田”和“战术练兵场”。德国在一战中遭遇了极为惨痛的战壕战，战后他们一直在寻求新的战术与作战方式。然而，国内无法随便开展实战演练，中国成为了理想的替代战场。
自1935年起，德国便派遣军事顾问团，参与中国的军改工作，不仅帮助训练士兵，改进编制，还参与了具体的实战计划。德国教官对各个军事单位的训练要求极为严格，训练手册详细到每个士兵的具体职责。德国军队的战术也在中国战场上得到了验证，尤其是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提出的“城市阻击、逐屋死守”战术在上海的防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最终日军突破了防线，但德国的战术得到了实战的验证。
不仅如此，德国还通过顾问团收集了大量战场数据，详细记录了装备的耐用性、地形适应性和后勤配置等方面的信息，为未来在东线作战提供了宝贵参考。同时，德国在中国推广的兵工技术和军火配置也为自身的军工产业积累了经验。
1938年，德国突然撤回顾问，停止了对中国的军火供应。然而，三年来的训练成果、战术方案和工业设备，使得德国从这段合作中受益匪浅。而中国也在此过程中，升级了兵工体系，同时面临着“德式军事模式中断”的后果，不得不寻找新的支持来源。
从头到尾，德国的援助都不是出于单纯的友谊，而是基于利益与战略的考量。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德国不仅获取了资源，操控了远东局势，还将中国当作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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